我自从离了家乡，在外面东奔西走，足足有五个年头。这回因了一桩家事，又回到这城里来。这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四四方方一座城池，里头却也有一所像模像样的学塾，唤作”明理书院”。

我有个远房的族叔，在这书院里做个教习，教的是经义策论。我到了城里的第二天，便去拜望他。谁知见了面，他那神色大不如前，两鬓也白了许多，精神恍恍惚惚的，说话也吞吞吐吐。我一问，他只摇头叹气，道：”贤侄，你莫问了。这书院的饭，我怕是吃不久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再三相问之下，他才断断续续说了出来——原来书院里出了个学生，年纪不过十七八岁，正经书没读几本，却有一张好厉害的嘴。只因我叔父在他卷子上批了个”下等”，他便放出话来，说我叔父”挟私报复、品行不端”，又串联了几个素日不学无术的，联名递了状子，告到山长那里去。

我听罢愕然。叔父在书院教书二十年，虽说不上什么名师大儒，却也是一板一眼、勤勤恳恳的人，怎的就被一个学生拿捏到这步田地？叔父苦笑一声，道：”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，厉害得紧…”

第一章

那学生姓沈，单名一个”林”字，城里人都晓得他父亲在府衙里做个小吏，家里也算有几分体面。这沈林在家被娇惯坏了，从小便认定天下之事，莫不可以用银子或用巧舌摆平。

他在书院读了三年书，三年之中，正经课业没交过几回，倒是喝酒赌钱的名声传遍了半座城。每次考试，他文章写得狗屁不通，叔父秉性耿直，从不给他留情面，回回批个”下等”。沈林起初还忍着，后来大约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了，便动了歪心思。

有一日，书院里忽然贴出一张匿名帖子，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大意是说叔父”收受贿赂、评定不公”，又说他在课堂上”出言轻狂、有辱斯文”。帖子一出，满院哗然。叔父气得手脚冰凉，却不知是何人所为。

事情还不算完。过了几日，沈林竟然联络了七八个素日与他厮混的学生，联名写了一封状子递到山长那里，措辞极其恶毒，说什么”某教习品行卑污，不堪为人师表”，又捏造了几件捕风捉影的事情，说得有鼻子有眼。山长是个和事佬，最怕惹麻烦，当即停了叔父的课，说要”彻查”。

叔父回家躺了三天，粒米未进。他对我说道：”贤侄，我教书二十年，从没受过这等侮辱。那些事，我一件都没做过，却被人说得像真的一样。我问心无愧，可是谁替我辩一句？满院师生，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”

后来查了一个多月，真相大白——那张匿名帖子正是沈林自己写的，联名的那几个人里，有三个压根不知道状子上写了什么，只被沈林灌了几杯酒稀里糊涂按了手印。山长把沈林叫去训斥了一顿，逐出私塾，就此了事。

沈林从山长房里出来，笑嘻嘻地对同窗说道：”逐出私塾算什么？那老东西不是也没把我怎么样吗？只可惜还是让他回来教书了。”

有人把这话传到叔父耳朵里，叔父沉默良久，道：”他说他没把我怎么样。可我这张老脸，已经让人踩在泥里了。这书院，我还怎么待得下去？”

第二回

我在城中住了一些时日，渐渐也认识了几个人。有个姓赵的学子，常来我寓处隔壁的茶馆吃茶，日子久了便攀谈起来。他虽不是明理书院的学生，却认得书院里不少人。一日他吃了两盏酒，话便多了起来，对我讲了一件奇事。

他说书院里有个公簿房，专掌一城学子的名册、历年考卷、评定文书的存底，以及每年府试出题的大致方向——这些东西按例是不许外传的，只有山长和几个管事的教习能翻阅。

公簿房里有个姓钱的吏目，管这些文书管了十几年，平日倒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。偏偏这一两年，书院里出了个姓孙的学生，叫孙文卿，家里是做生意的，手里有几个闲钱。这孙文卿不知从什么门路，竟与钱吏目搭上了线——先是请吃酒，后是送些时鲜果品，再后来便是实打实的银子。

钱吏目起初还推辞，后来大约觉得这些文书放着也是放着，给人看看又不会少一块肉，便动了心。他趁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将公簿房里的文书一页页抄了出来，交给孙文卿。

孙文卿得了这些文书，做了两件事。头一件：他把城中一些学子历年考卷上的错处、弱点整理出来，私下找到这些学子，说道：”我有门路，能拿到阅卷先生的好恶——你只要出钱，我便告诉你该往哪个方向用力。”有些学子信了他，掏出银子买他的”指点”。第二件：他拿到了当年府试出题的大致范围，提前三个月便开始准备，还把消息卖给几个出得起价钱的同窗。

那年府试，孙文卿果然高中头名。他披红挂彩，骑着马在城里走了一圈，好不风光。

事情败露是在半年之后。钱吏目有一回吃醉了酒，跟人吹嘘自己”手里有宝贝”，被人告到了山长那里。山长派人一查，公簿房里的文书果然有被人动过的痕迹。钱吏目见瞒不住，便和盘托出。

孙文卿被叫去问话。他倒也不慌，站在山长面前，侃侃而谈：”学生请问山长，学生拿到的那些文书，可是偷来的？抢来的？不是。是钱吏目自愿给我的。钱吏目管着这些文书，他愿意给谁看，那是他的事。学生不过是看了之后用心揣摩，凭真本事考了头名，这有什么错？”

山长一时语塞。钱吏目在旁边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孙文卿道：”你、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——”

孙文卿截住他的话，冷笑道：”我当初说什么了？我逼你了吗？是你自己贪图那几两银子，如今东窗事发，倒怪起我来了？”

最后，钱吏目被革了差事，赶出书院。孙文卿呢？他那头名的功名不好褫夺——毕竟他文章确实是自己写的，规矩里也没说”不许私下打听出题方向”。山长想了半天，罚他捐出二十两银子修书院围墙，便算完事。

赵学子讲到这里，把茶盏往桌上重重一顿，道：”你道可笑不可笑？偷东西的是贼，买赃的倒成了正经人。他孙文卿如今见人便说，他是凭本事吃饭，旁人眼红也没用。这世道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。”

我听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第三回

我在城中待得越久，听到的怪事便越多。这第三桩，比前两桩更加不堪——我不忍写得太细，只拣要紧的说。

书院里有个姓楚的教习，年纪三十七八，家中妻子在乡下侍奉公婆，他独自在城里教书。楚教习为人老实，学问也过得去，只是性情有些软弱，面皮薄。

他班上有个女学生——这书院近年来也招了些女弟子——姓苏，名叫苏婉儿，家境贫寒，但生得颇有几分姿色。苏婉儿资质不算差，只是心思不在读书上，总想着走捷径。她见楚教习对她颇为关照，便起了别样的心思。

起初是课后留下来请教问题，问着问着便说些体己话；后来是替他研墨铺纸、收拾书房，做些弟子本不必做的事。楚教习推辞了几回，她照做不误。再后来，她便开始送些自己绣的帕子、做的点心。楚教习心里明知不妥，却鬼使神差地没有拒绝。

终于有一日，苏婉儿在书房里落了泪，说自己家境艰难，父亲病重，弟弟要娶亲，家里实在供不起她读书了。她说若是楚教习肯在评定上给她一个”上等”，她便有机会拿到书院的膏火银，还能被举荐到府学去。楚教习沉默了很久，到底还是答应了。

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。苏婉儿索要的越来越多——透题、私下批改、在别的教习面前替她美言。楚教习一一照办。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也渐渐越了界。

事情坏在苏婉儿得寸进尺。她想要楚教习把今年的策论考题提前告诉她，楚教习却知道这事实在太大，一旦败露便不是革职的事了，硬着头皮拒绝了。苏婉儿登时翻了脸。

她冷冷地对楚教习说了一句话：”先生若是不肯帮忙，学生也无计可施了。只是学生这几日在书院里听见些闲话，说先生与学生来往过密——学生倒是无所谓，先生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”

楚教习如遭雷击，这才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在她的算计之中。

他没有答应她，但从此日日惶恐，夜不能寐。每回书院里有教习聚在一起说话，他都觉得人家在议论他；每回山长多看他一眼，他都觉得是事情败露了。他瘦了一大圈，后来竟大病了一场，躺了足足半个月。

苏婉儿见他实在榨不出什么了，转头又去缠别的教习。旁人不知底细，只觉得这女学生格外”勤学”。楚教习病好之后，头发白了一半，人也像老了十岁。他辞了书院的差事，回乡下养病去了。

我后来听人说，苏婉儿到底还是拿到了膏火银，被举荐去了府学。走的那天，她穿了一身新衣裳，笑盈盈地跟同窗告别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我在城中的日子不短了，听到的怪事远不止这些。这三桩，不过是我亲耳听到、亲眼见到旁证、觉得最可记的几件罢了。

那日我去向叔父辞行，他送我到城门口，一路无话。临别时，他忽然站住了，望着城门上来来往往的人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”贤侄，你在外头见多识广，你倒说说看——读书识字，本该是教人明白道理的事。可如今这书院里头，学生不像学生，先生不像先生。不学无术的，靠一张利嘴便能颠倒黑白；投机取巧的，拿别人的东西谋自己的前程，还振振有词；心术不正的，拿色相当本钱，拿情分做买卖。这书，到底读到哪里去了？”

我听了，竟无言以对。

车子走出很远了，我回头看去，叔父还站在城门口，小小的一个人影，风吹着他的袍角，像是这世道里一根将灭未灭的残烛。

我转回头来，一路无话，心中却翻来覆去想着叔父那句话——

这书，到底读到哪里去了？

第四回

上回说到我向叔父辞了行，出了城门。原说是要走的，偏生走到半路，忽然接到一封家书，说是有桩买卖上的事，须得我在城中再耽搁些时日。我想着横竖不差这十天半月，便又折了回来，在城西赁了一处小院暂住。

那小院紧挨着一座园子，名唤”沁芳园”，是城中唯一一座官民皆可游赏的公园。园子说不上多大，却也有一池碧水、几处亭台，还有一带蜿蜒的长廊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城里的人三三两两都爱去那里走动走动——老的坐在水边晒太阳，小的满园子乱跑，倒也有一番太平景象。

我住下来的头一日傍晚，便想着去园子里散散步。谁知绕到园子的西边，却见那出口不知何时被一道新砌的砖墙堵了个严严实实。

我起初以为是自己走错了路，前后左右看了一遍，才确认这确实是沁芳园的西门——门楣上的石匾还在，匾下却是一堵一人多高的青砖墙，砌得整整齐齐，像是怕人翻过去似的。

我一打听，原来是紧挨着园子西墙的那户人家——姓周，在城里开着三间绸缎庄，算是个有钱的主儿——嫌园子里游人吵闹，便自作主张把西门封死了。他砌墙的理由倒也冠冕堂皇，说是那西门正对着他家后院，游人来来往往，家眷出入不便，”为保家宅安宁”。

可是这西门是公家的地，他一个商户凭什么说封就封了？我心里不忿，便去寻那巡城的衙役。

到了巡捕房——说是巡捕房，其实就是城西街口一间半塌不塌的破屋子，门口挂着块歪歪扭扭的牌子。我走进去，只见两个衙役正对坐着嗑瓜子，桌上摊着一副散乱的骨牌，看光景刚打完一圈。

我拱手道了来意，说沁芳园西门被人私自封堵，请二位官差前去查看。

那两个衙役对望了一眼，其中一个年长些的，把嘴里的瓜子壳往地上一吐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”你说的是周家砌的那堵墙？”

我说正是。

他摆摆手道：”那事我们知道。人家周老爷说了，那墙砌在他家地界上，跟公园不相干。”

我道：”可是我亲眼看的，西门就在墙根底下，匾还在呢。”

他盯了我一眼，像是嫌我不识趣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”你这个人好不晓事。周家在城里是什么人家，你是什么人家？人家说不在公园地界上，那便是不在。你硬说是，你去量过地界了？你有地契？”

我被他问得一愣，道：”地契我没有，但那西门立了总有十几年了——”

“那就是了。”另一个年轻些的衙役接过话头，”你既没有地契，凭什么说那是公园的地？再说了，这墙砌了也有两个月了，满城的人都不吭声，偏你一个外乡人来多管闲事。你莫不是跟周家有私仇罢？”

我压着火气说道：”我不是跟谁有仇。我只是觉得公家的地不该被私人占了去。二位若是不信，随我去看一眼便知。”

那年长的衙役站起身来，我以为他终于要跟我去了，谁知他只是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”今日天色晚了，明日再说罢。”

我道：”明日什么时候？”

他道：”明日你来，我在，便去。”

我第二日一早又去了，那两个衙役果然在——只不过换了一副纸牌在打。见了我，那年轻的先开口道：”你又来了？”

我说：”昨日约好的。”

年长的头也不抬，道：”今日不得闲。上头派了差事，回头要去北城查案子。”

我看他们的模样，实在不像有什么差事要办的样子，但我一个平头百姓，也不好跟官差争执，只得又等了半日。到了午后，年长的衙役大约是看我实在不肯走，叹了口气，对年轻的使了个眼色。那年轻的便站起来，道：”走罢走罢，跟你去一趟。”

我领他到了沁芳园西门，指着那堵墙给他看。他抱着胳膊看了两眼，道：”这墙砌得倒挺齐整。”

我道：”墙齐整不齐整不是关键。关键是它封了公园的门。”

他道：”这门封了，不是还有东门和南门么？你从别的门走就是了。”

我道：”这是公家的门，凭什么让人封了？”

他咂了咂嘴，道：”你这个人，倒是一根筋。我跟你说实话罢——这墙是周家砌的，周家在衙门里有人的。你告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也就是做个样子。你真要管这闲事，有胆子你自己去把墙推了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走了。那背影晃晃悠悠的，像是在散步。

我站在那里，对着那堵青砖墙站了很久。墙上爬了些青苔，看样子没有人在意它还会存在多久。

后来我实在气不过，找了一个在府衙里做文书的朋友打听，拐了几道弯，总算把状子递到了管巡城的吏目那里。这一回倒是有了回音——过了三五日，来了两个公人，拿着尺子装模作样地量了量地界，又问了周家几句话，便走了。周家请他们吃了一顿酒，事情便不了了之。

我再去问时，那吏目回了一句话，托我朋友转告我：”此事牵涉较多，正在调处之中，请静候。”

这一”静候”，便候到了我离开那城的那一天，墙还在。

后来我偶然听人说，周家给衙门里一位管事的送了一对玉瓶。那墙便从”私自搭建”变成了”历史遗留问题”。既是”遗留”的，自然没有人再追究了。

第五章

在城西住的时候，我还遇着另一桩事。这事与沁芳园也有关，不过不是西门——是整个园子。

我初到城西时便注意到，离沁芳园不远，另有一座园子，叫”萃锦园”。这萃锦园比沁芳园大了一倍不止，花木更多，亭台更精，原是二十年前一位告老还乡的京官捐给地方的，算是城中一块招牌。

可我住下来的头一个月，这萃锦园始终大门紧闭，门口挂着块木牌，上头写着”园内修缮，暂不开放”。木牌风吹雨淋的，已经旧得不行，上面的字都模糊了，可见挂了不是一日两日。

我一问街坊，说是这园子已经关了整整两年了。两年前衙门里拨了一笔银子，说是要”大修”，从假山到水榭，从花圃到长廊，全要翻新。钱拨下来了，园子便关了，工匠也进过场，叮叮当当敲了十来天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

街坊说：”你看那墙里头，可像是修了两年的样子？”

我找了个高处往园子里望了一眼——杂草长得比人还高，水榭的栏杆东倒西歪，池子里的水都发绿了，哪里像是”修缮”的模样？分明是荒了两年。

我心里疑惑，便去寻了一个在工房做事的熟人来问。这熟人姓曹，在工房里抄了七八年的文书，虽不是什么要紧人物，但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工程他都经手过卷宗，肚子里颇有些账。

我请他吃了一壶酒，他话匣子便打开了。

“你问萃锦园？”他放下酒杯，往四下看了看，压低声音道：”我劝你不要打听。这里头的水，深得很。”

我道：”不过是修个园子罢了，能有多深？”

他冷笑一声：”修园子？那银子拨下来的时候，确实说是修园子。批的是三千两白银——三千两，你想想，修一个园子，三千两够不够？那是绰绰有余。”

“银子呢？”

“银子一到，就分了三份。”他拿筷子蘸了酒，在桌上画了三条道道：”一份给了工房的堂官，一份给了管这事的吏目，还有一份——说起来你都不信——给了承包修缮的工匠头。工匠头拿到手的，满打满算不到五百两。”

我道：”那剩下的呢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：”剩下的？哪有什么剩下的？三千两分完了，就这么多。”

我道：”那园子总得修罢？”

“修是要修的，但五百两能修出什么来？假山的石头是城外河滩上捡的，水榭的木料是拆了旧房子凑的，油漆上了薄薄一层，头一场雨便花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又倒了一杯酒，”工匠头也是个有良心的，他拿着五百两，硬是咬着牙把园子收拾了一遍——能补的栏杆补了，能刷的墙刷了，池子里的淤泥挑出去几十担。可他这点子活计，实在经不起细看。”

“那怎么就关了两年？”

“因为实在交不了差。”曹熟人把酒杯往桌上一顿，”三千两银子的工程，做出五百两的活来，傻子都看得出不对。管事的怕上头来验，便索性把园子一关了之，对外只说’仍在修缮’，一年拖一年。上头偶尔问起来，便说工程浩大、需费时日。问过两回便也忘了，谁还天天惦记一个破园子？”

我听了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过了大约两个月——那时我已经快要第二次离城了——萃锦园忽然重新开了门。门上贴了张大红纸，写着”修缮告竣，择吉重开”。街坊们奔走相告，都想去看看修了两年的园子是什么模样。

我也去了。

走进去一看，墙是新刷的，但墙根底下便露出旧墙皮来；栏杆是新漆的，但仔细一瞧，接榫处都是歪的，缝隙拿腻子填了厚厚一层；假山倒是垒得挺高，但石头大小不一、颜色驳杂，一看便知是东拼西凑的。最妙的是水榭的柱子——远远望去倒是朱红鲜亮，走近了一摸，那漆还没干透，大约就是这两日赶着刷上去的。

满园子的游人倒也不挑剔，纷纷夸赞”修得好”“焕然一新”。只有几个常在园子里走动的老人，背着手看了一圈，什么也没说，摇摇头走了。

我出了园子，正碰见曹熟人。他见了我便笑：”去看了？”

我点头。

他压低声音道：”你知道为什么突然开门了？上头要派人来巡查。管事的慌了，连夜找了几个人把园子糊弄了一遍——你看到的那些漆，都是前天刷的。三千两银子，就弄出这么个东西来。”

我道：”那巡查的人看不出来么？”

他笑了笑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”巡查的人也是拿俸禄的，俸禄里头也有一份是这么来的。他看出来，他也不会说。”说完，他拱了拱手走了，那背影晃晃悠悠的，像是在量步子，又像是在量良心。

我站在萃锦园门口，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群，忽然觉得这满墙的新漆红得刺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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